重要论述 

　　1935年2月8日 

　　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申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发言中批评博古、李德所犯的战略战术的错误，明确指出博古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原则是：（一）当还没有发现造成敌人弱点时，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而应以次要力量迷惑、引诱、钳制敌人，将主力转移到敌侧翼后方隐蔽集结，待机歼敌。（二）在决战的时候，集中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即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这一路而消灭之，以此各个击破敌人。（三）在粉碎敌人堡垒主义的战术时，要发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特长，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四）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粉碎敌人“围剿”之后可能发生的两种错误倾向；在战役速决的原则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五）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转入反攻与进攻，是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

　　决议批评了自战略转移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指出：我们突围的行动，在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的敌我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

　　决议还批评了博古、李德破坏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集体领导的错误，强调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决议对在创造新苏区中实行高度机动的战略战术，对于更好地领导革命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提出了新的要求。

　　1949年2月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并发有关野战军、中央局电。电报指出：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你们前进，要占领四五个省的地区，除城市外，还有广大乡村的工作要你们去做。南方乡村，因为完全是新区，和北方老区的工作根本不同。因此，乡村工作，也得从新学习。但是，乡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比较起来，是易于学习的。城市工作则较为困难，而又是目前学习的最主要方面。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1962年2月8日 

　　陈云在七千人大会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强调要通过“交换、比较、反复”，使认识更加正确。讲话指出：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而弄清情况的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可以使本来片面的看法逐渐全面起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可以作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作了比较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过一个时候再看看。这篇讲话节编收入《陈云文选》第三卷。

党史回眸 

　　1931年 

　　2月8日 苏区中央局发出《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通告。通告指出：“目前正是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斗争中，土地国有只是宣传口号，尚未到实行的阶段。”农民参加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2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确定了土地改革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根据苏区中央局第九号通告和毛泽东指示信，于3月颁布了《为督促分配土地及宣布土地所有权》之布告，从而解决了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此后，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

　　1957年 

　　2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1985年 

　　2月8日 国务院批转上海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改造、振兴上海是关系我国四化建设的大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振兴的新路子，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上海建成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