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汝为（1901年11月19日-1983年01月18日），出生于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中国近代磁学研究与磁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创始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他长期从事在磁学、磁性材料、磁畴实验观测等研究，开创了中国的磁畴实验观测工作先河，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磁学研究实验室。抗日战争期间，他投身工业救国，筹办上海长城铅笔厂，为祖国建设尽一己之力。淞沪战役打响，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奉命西迁，他携带仪器设备，辗转西南边陲，坚持科研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将毕生所学投身国家经济建设，潜心研究，严谨治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物理学人才。

　　人物事迹：

　　1925年，24岁的施汝为先生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在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的指导下开展科研工作，成为我国最早的现代磁学研究学者之一。

　　他在而立之年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现代磁学研究论文，即《氯化铬及其六水合物顺磁化率的测定》，又获奖学补助赴美国留学，终获耶鲁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

　　但是，个人的成就，终究是要放在时代的洪流之中检验的。

　　辗转于祖国西南的小电磁铁

　　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施汝为没有留恋已经熟悉的大洋彼岸科研环境，而是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

　　那是1934年，全民族抗战的情绪日益高涨。施汝为决心为国家献出自己的平生所学。

　　他的目的地是位于上海的物理研究所，在那里，他将建立我国第一个现代磁学研究实验室。那时，施汝为除了一位助手潘孝硕是大学毕业生之外，其他都是刚出学校的中学生。很多事情需要他事无巨细地讲解和示范。

　　仅用一年半时间，磁学实验室就已经初见规模。

　　施汝为研究镍-钴合金单晶体的磁各向异性，又研究铁-钴、镍-钴合金和纯钴多晶体的磁性，还研究了热处理和磁场热处理对磁性的影响，但他研究这些并不为了发表论文，也不是为了向企业卖钱，更不是为了拿到国外获奖，而是为了国家的国防和工业。

　　比如，他经过大量的实验，发现铝镍钴系永磁合金经四次淬火，矫顽力提高四倍。

　　与此同时，他还关注民生，与同道共同在上海创办长城铅笔厂，生产鹰牌、长城牌铅笔，不为赚钱，只是来实现实业救国的抱负。很多年后，长城铅笔厂与标准铅笔厂、上海铅笔厂合并成立中国铅笔公司。

　　可惜，随着1937年的到来，物理研究所也被迫一路西迁。有些大型的仪器比如大电磁铁等，无法运走，为了不让这些珍贵仪器落入日寇之手，施汝为只能忍痛挥泪予以炸毁，然后带领助手背负着小电磁铁等器材，行至数千里，运送到大后方，从长沙、昆明辗转又到了桂林。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块电磁铁约有200公斤重，一路跟随施汝为跋山涉水。后来还在我国磁学研究中发挥作用，被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使用，一直使用到2004年。

　　在桂林期间，他和他的同事们克服了气候不利于实验、日军战机轰炸等诸多困难，坚持科学研究。他还参与了李四光先生的桂林科学实验馆，研制了收发报机、振子整流器、探矿仪等许多急需的设备。其中有些设备可以直接用于抗战，比如地雷爆炸控制器、炮位定位器、机方向指示器、超短波收发机等。

　　对此，钱三强院士曾对他作出这样的评价，“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携带着科研物资辗转于祖国西南的广大地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研工作，继续开创和发展我国磁学研究，充分表现了他坚定的民族气节和为科学献身的崇高精神。”

　　抗战结束之后，施汝为代表物理研究所，去参加接收日本建立在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当时的“接收大员”被老百姓骂为“劫收大员”，常常趁机扣敌产、伪产的帽子，实则中饱私囊。而当时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拥有大量资产、仪器和房产，比如价格昂贵的日本水路部型磁气仪、长冈式重力测定器、子午仪、水晶倾斜计等，每年的研究费是40多万日元，日本人自诩该机构“各种实验设施的完备凌驾于中国所有的大学研究机关”。

　　在外人看来，施汝为的这趟行程可以说是一趟“肥差”。然而，他却清廉自守，没有从中贪污一分钱。

　　当时他的家庭是非常困苦的。广西大学机械系学生张孝钲，曾写道：“我还在施汝为先生伉俪摆的地摊上买下一套衣服。可见当时大家的生活都是很困苦的。”

　　“求学是为了求真，是负责任”

　　抗战期间，施汝为还是千方百计让学生接触学术前沿。

　　1943年，他兼任广西大学教授，美国《物理评论》刊登了发现磁单极子的消息，他为此费尽千辛万苦，准备了一套实验设备，让学生观察单极子的存在，并趁机介绍磁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磁单极子的发现，让学生饶有兴趣地进行观察。

　　广西大学的学生后来回忆道，“当时，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贫富悬殊，而施氏夫妇对学生一视同仁，凡有问题与之探讨者，他们都会悉心解答。每逢节假日，他们还会邀请学生来家里做客。在那个艰难的时期，施汝为夫妇的教学之耐心认真、待人之诚恳善良，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6年12月，施汝为在向党组织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决心要求参加组织，为的是更坚定自己的斗争意志，明确奋斗目标……加速自我改造，使工作做得更好……”

　　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那时，我国还完全没有磁性材料工业，磁学方面的人才太稀少了。施汝为牺牲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宝贵时间，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他为应用物理研究所磁学组的青年研究人员开设铁磁学课程，两周一次召开讨论会，还在北京大学开设铁磁学课程。

　　施汝为还带着学生走进工厂，帮工厂解决磁性材料的生产问题，给工厂技术人员讲授磁学基本理论和磁性材料测试方法。对于有些仪器设备的安装和使用，如果大家不清楚，又没有说明书，他就蹲在地上动手安装，边安装，边讲解，边示范。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成立，施汝为参加物理系的筹建工作，兼任该系系主任。严济慈、吴有训、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兼任教师亲自授课。

　　有一次，开学不久，有学生陆续找施汝为先生反映严济慈的课听不懂，要求换老师。

　　他笑眯眯地听着，不置可否，并未当场表态，也没有批评学生，只是把提出意见的学生召集起来，说了一句话，“你们老老实实认真去听，一个月以后，如果还这样认为，我们就换掉严先生。”

　　一个月后，他再问那些学生要不要换老师。结果，大家都说，严先生课讲得好啊，那笔记不用修改就是论文！

　　原来，施汝为对严济慈先生非常了解，知道学生们对他有意见是因为讲课口音重，而且讲课不按教材顺序，有时从中间开讲，有时从末尾讲起。

　　他明白这恰恰是严济慈先生的特点，知识渊博、融会贯通、挥洒自如。所以，只要学生们肯认真听一段时间的课，就会明白。

　　后来，每当严济慈先生要来讲课的时候，中科大食堂就会多蒸馒头，因为学生们太爱听他讲课了，会买几个馒头带着去听课。

　　这件小事，或许也体现了施汝为的教育理念。那就是知人善用，不讲空洞的道理，用事实和行动来说话。

　　他培养的学生，很多成为我国各研究单位和科研单位的磁学骨干人才。他还主持了全国磁学发展规划的讨论与编写工作，提出了发展新兴技术、联系经济建设和结合基础研究的方向，为我国培养磁学人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很多年前，他曾经对学生说过这么一段话：“知识哲学有三个层次——求学、求真、求智慧。求学是为了求真，是负责任。有了高度负责的精神，才可能有激情、有动力。只有有了激情，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

　　这段话，也是他学术人生的真实写照。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