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任务，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分别复校。潘孝硕教授1946年从美返国，是南开大学复校后第一任物理系主任。他是我国磁学研究的先驱和开拓者之一，毕生从事磁学的教学和研究，为我国现代磁学的研究、教学和人才培养作出过重要贡献。

　　潘孝硕1910年11月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1920年进入湖州的绉止小学读书，1924年考入湖州的东吴大学第三附属中学。这是一所私立教会学校，植入西方教育思想，崇尚自然科学的教学，培养了他对科学的兴趣。他立志长大后要从事科学研究事业。1928年夏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当年的中央大学物理系集中了一批从西方留学回国的青年物理学家，我国著名物理学家胡刚复、吴有训、叶企孙、严济慈、赵忠尧、施汝为、陆学善等都先后在该校学习或任教。在他们的熏陶下，不少学生后来成为优秀的物理学家。

　　1938年初，他到美国留学，进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在著名磁学家比特(F. Bitter)教授的指导下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炽烈之时，回国的路不通，美国也处于全民动员的战争状态之中，一切科学研究必须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潘孝硕曾先后在哈佛大学水声实验研究所和美国海军新伦敦水声实验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从事与探测潜艇用的声呐装置的磁致伸缩超声器件有关的研究。这也是中国科学家在美国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作的一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开大学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迁回天津原址复校，同时学校改为国立大学。学校经迁徙西南，又返回满目疮痍、一片瓦砾的原址，百废待兴，张伯苓校长原已在美聘请葛庭燧先生担任物理系主任，但葛先生迟迟未能到校。于是潘孝硕应张校长之聘，任物理系代主任，后被正式任命为物理系主任。

　　潘孝硕于1947年初到任。当时物理系除潘先生外，仅有另一名刚从美国回国的教授和四名青年教师，他们着手物理系的重建工作，并决定当年招收复校后的第一批新生，复校之初的物理系，仪器设备荡然无存，实验室均需重建，当时，国内物资设备均极贫乏，从美国订购少量设备也不能及时到货。潘先生组织大家修旧利废，把从西南联大分来的破旧仪器修整利用起来，建立了力、热、声、光、电、磁普通物理实验室，使学生有实验可做。当时物理系虽只有六位教师，任务却异常繁重，除了筹建实验室和开实验课外，尚需担任本系和理学院及工学院各系的物理学课程。潘先生以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带领大家同心协力，顺利完成物理系重建初期的各项工作。

　　除此之外，潘先生尚须亲自开课。他总是让别的教师先挑选自己熟悉的课程，自己则担任别人挑选后剩下的课程。在不到两年的任职期间，他讲授了普通物理和理论力学。潘先生教课认真负责，所有习题他都自己规规矩矩地演算一遍，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他认为培养学生刻苦努力和严肃认真的科学学风最重要，教师要从自己做起，言传身教，对学生做习题、写实验报告都要注意严格的规范要求，要表述简明，书写清楚。有一次学生在实验课中将温度计滑到地上打碎了，潘先生抓住这件事教育师生，认为这不仅仅是损坏仪器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培养学生如何认真细致地做实验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严谨态度问题。

　　潘先生早年丧偶，在南开大学期间单身独处，业余之暇，常和青年教师娓娓而谈，或讨论学术问题或介绍西方发展，遇到他人插入一些笑话，潘先生则莞尔一笑。与青年教师的关系虽属同事，但情同师生。每当有人问些问题，潘先生都耐心回答，一时不能解决者，三、五日后必有答复。有时事过多日，问者早已遗忘，而潘先生则找到他讲述问题的来龙去脉。有时问者只是偶然一提，并未希望有成熟的解答，而潘先生则负责认真地对待，事后查阅文献，负责答复。他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与处事态度，给青年师生们深刻的感染力，赢得了他们的尊敬。1948年暑假期间，潘孝硕教授应其母校南京中央大学之聘准备离开南开，他和正在整理仪器的教师和实验人员做了一次很长时间的谈话。嘱咐如何做学问，如何待人处世。并谈到科学技术对中国今后发展的重要性。潘孝硕教授在南开大学任物理系主任虽然时间不长，但正值复校之初，时局动荡，诸事艰难。而先生仍是兢兢业业，有条不紊，妥善筹划，带领同事们辛勤创业，为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的祖国是最早发现和最早利用物质磁性的国家，也是最早发现指南器（司南）和指南针，并最早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的国家。在我国历史上有关于太阳磁现象（黑子）和地球磁现象（极光）最为丰富的记载。我国的古代磁学是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只是在近代，由于长期封建制度的统治，以及文艺复兴后欧洲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我国科学技术才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二十年代中期，叶企孙教授在美国留学，研究金属铁磁性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与助教施汝为一起开展磁学的研究。1931年他们在国内发表了第一篇在国内进行的研究论文，这是我国近代磁学研究的开端。1934年施汝为留学回国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磁学研究组后，同潘孝硕合作研究，于1937年共同发表了《各向同性铁磁体的磁性》的研究论文。1950年施汝为和潘孝硕教授又共同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磁学研究室。他们亲密合作，和衷共济，为我国磁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和磁学人材的培养做了大量的工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60年代初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需要，他又亲自带队到四川成都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西南物理研究所讲学和商定该所以应用磁学研究为重点的规划，不久，又参加了在四川绵阳建立中国科学院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的计划和筹建工作。 

　　潘孝硕教授十分重视国内外有关的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他主持约30年的中国应用磁学学会及其前身磁学组的工作和学术活动，积极倡导召开全国性有关磁学的学术会议和派人到国外参加有关的学术会议。从50年代起他和施汝为教授等都积极争取选派留学生和推荐访问学者到国外学习和工作。 

　　潘孝硕教授从事磁学研究半个世纪，始终亲自参加和指导研究工作。他的研究方向一直集中在金属磁性材料和基本磁性的研究领域，内容相当广泛，早期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关于铁一贵金属和铁一稀土金属合金的磁性和磁化机制；50年代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铝镍钴系永磁合金的成分、相变、磁性和磁化机制；60—70年代初期他主要指导与电子计算机有关的磁性金属薄膜及其磁化机制的研究；70—80年代他主要从事非晶磁性合金和自旋玻璃的磁性及相关物理问题的研究，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磁学论文，曾被磁学界在专著和论文中多次引用，在国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

　　60年代，潘孝硕教授开始培养研究生，他既热情关怀他们的学习和工作，又时时启发他们独立思考和训练实验中的敏锐观察能力。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引导初学者进入研究课题，并提醒他们注意实验中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在审阅学生的论文时，不但注意论文的内容安排，实验数据的分析处理是否正确，而且连文辞的表达、书写的规范和标点的使用都认真修改。这些都给跟他工作过的科研人员留下极为深刻而难忘的印象。经他培养的几代研究人员和学生中，有许多已经成了研究所和研究室的学术负责人和国内外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