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名普通军人。 

　　2008年8月，在北京清河养老院住了一年的王文川被儿子接回了家。其时，王文川九十岁，已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在很多熟悉他的人眼里，王文川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退休工人，性格孤僻。没有人知道，这位老人把一段记忆埋藏了60年。 

　　1937年淞沪抗战，中日首次决战，日本没能实现三个月灭华的狂言。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还有四百多人没有撤出，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八百壮士”。在团长谢晋元的带领下，孤军的抵抗，成为全中国的精神支柱。但是壮士们的命运却极其波折悲壮。团长谢晋元遇刺壮烈殉国，“八百壮士”沦为无人领导的孤军，后来又成为战俘。王文川、杨养正就是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孤军。在战俘营，王文川在老乡的帮助下逃了出来，从此隐姓埋名，连自己的儿女都不知道他的经历和身份。还有一些壮士被运往遥远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做苦力。 

　　王文川是1933年当的兵，那年他刚十五岁。四年之后，他成了全副德式装备的88师524团的一名重机枪手。1937年8月之后，很长时间王文川的手就没有离开过重机枪。2009年8月，崔永元找到王文川的时候，历史上的“八百壮士”，在世的只有三位。 

　　崔永元是通过黄埔军校同学会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在清河养老院的王文川，当时纪录片《我的抗战》还没有筹划，崔永元是在为他的口述历史系列项目之一的《战争与回忆》做准备，这个系列还囊括了国共内战、抗美援朝、中印之战、中越对外反击战，崔永元计划以幸存者的口述史构建20世纪中国战争史。 

　　负责做王文川口述史的记者是郭晓明，他用两年的时间多次跟拍老人，直到他去世。但是真正坐下来做访谈只有一次，时间是整一个下午，那次采访是在北京清河福利院。“感觉很困难。采访之前要先跟老人反复沟通，这样不至于太唐突。困难在于，提到过去老人情绪会比较激动，问他的一些事情，他觉得现在讲没有意义。他经常说的是，这些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你们问它有什么用？即使他肯坐下来跟你说话，也是强调他印象深刻的事情，他不会给你描述现场和细节，问多了他会烦，问少了他会讲不到。他陷入情绪时，不大管摄像机，也不大管你，他想说话的时候闷着头只管自己说，但你只要问多了他就不高兴。”开始面对王文川老人时，郭晓明一度一筹莫展。 

　　最初他以为是自己冒犯了老人，但是半年多之后，在参加八百壮士遗骨从巴布亚新几内亚还乡活动时，郭晓明见到王文川，老人认出他来，握着他的手亲，老人亲着他的时候哭了。 

　　这样一位普通的老人，普通的战士。还有剩下的那799位壮士，我们无法追溯他们在战争之后的人生，但是这崎岖的命运，艰辛的历程已足以让我们慨叹。尊重英雄，努力的生活，才是我们每一个新时代的普通人对于抗战军人最大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