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9日在北师大考察时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各大报纸纷纷参与热议，发文纠偏“去中国化”，文化、教育界也为此击掌称赞。 

　　所谓“去中国化”，如台独分子把学生教科书里面的内容中，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全部删除，企图从年轻一代淡忘“中国”；韩国为把中国的历史、文化影响减到最小，把“汉城”变成了“首尔”。这些一度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或地区，为蜕除中华文化的至上正统地位，建立本地独特的自主的民族认同、文化及语言而进行特有的政治及社会运动。 

　　而在国内，近代初期中国人对于西方化的输入，态度逐渐的变迁，东方化对于西方化的节节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各领域文化相互渗透，人们对于世界文化的选择性吸收，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传统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愈加模糊，爱国人士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呼吁也愈加强烈。 

　　梁漱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也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建人之一。面对二十世纪初叶东西文化的强烈冲击，传统文化日趋瓦解，梁漱溟深感责任重大，这种忧国忧民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使他义不容辞参与到东西方文化的大讨论中，希望以此探究一条民族复兴之路。 

　　梁漱溟提倡的复兴儒学的办法和落脚点是重新发掘儒家精华，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在其《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与新文化运动时代中那种决绝背离传统、倡导全盘西化的激昂情绪不同，他在新文化激进思潮中保持着较深刻的冷静与理智。他深究中西方文化差异，认为西洋文化是人类开始的文化形态，而东方的文化则直接是高级形态的文化。所以，在判断各种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应该发展出的未来时，他认为西方文化的复归点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消解掉西方文化出现的问题和危险；而中国文化则是第一阶段没有发展完满的文化，应该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观念，进行变革，但是却要用自己的文化精神来进行科学民主建设。“文化复兴，只有文化复兴才是这古老民族的向上之路”。最后，结言“质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尽管他不断地宣讲孔子的微言大义，发掘中国文化的“要义”和深邃优越之处，但这些曾经震颤了无数人心灵的文化精神和人生境界，毕竟在中国百年的西化、革命氛围中几乎消失殆尽。况且，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点只有在人生的平常生活中方见出真切和美妙。在当时激进的西化思潮下，梁先生的思想理论似乎有悖潮流，而回望历史，今天的我们则感叹于他的独立与超前。 

　　梁先生积极为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奔走，身隐于国事之时，潜心论学，目的所指仍为“为解决中国问题”。其一贯的口号“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就是对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了解，给中国提供有益的思考。虽然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活动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个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没有改变。有人评论，梁漱溟先生的学术成就，本质上是在做一件文化清理工作，其目的是萃取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促使老树开枝，枯枝发芽，以期激活曾经具有强大创造力的文化血脉，从而达到继往开来的目的。 

　　梁漱溟先生热衷于教育， 1917年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1924年离开北大区山东曹州办学，1928年在广州筹办乡治讲习所，并接办广州一中，1929年应邀到河南百泉县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长，1930年到山东筹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从为学术而教育，到为青年而教育，到为乡村而教育，梁漱溟对教育问题进行了独具个性的思考与探索。如乡村建设时期的教学，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性”及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团体组织”，培养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有新技术的乡村人，从而实现复兴农业，继而引发工业，实现工业现代化，才能完成文化的重建与民族复兴。梁漱溟认为，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国教育重在情志、身体，乃至生活习惯和生活品质的内在全教育。而不仅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知识的学习。如果不是时局动荡，政治、人事皆无常，梁漱溟可能会以教育终老。 

　　而今的校园教育中，语文课本肩负着政治宣讲、知识传递、道德教育、文化传承、艺术提高等诸多责任。近年来对于鲁迅、朱自清文章甚至古典诗词的删减引起了全社会的议论，赞成反对皆有。赞成者皆从于实用主义，认为其晦涩难懂，不适潮流等；而反对者则认为要用长远和宏观的目光来选择教材内容，既要能够传承文明，又能够面向未来。而习主席提到的古典及散文就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代表，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体现了中华文明丰富的知识内涵，也是中华民族的生活规范和道德方式。不应单纯地作为文学作品来教学，更应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教什么，教会学生什么，在这样一个迈向民族复兴的时代，对于传统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比起知识教育的需要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