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韵升集团董事长竺韵德先生参加“2011年第二届材料教育国际研讨会——卓越工程师培养大会”时，以“成就卓越工程师的idea”为题作了演讲。他提出了要成为一名卓越工程师所需要的“idea”： 要有价值层面的idea；要有独立的价值观；要坚持你的价值观。所网站《创新论坛》频道将分三期刊载，期望能给大家以启发和借鉴。 

　　很高兴参加2011年第二届材料教育国际研讨会——卓越工程师培养大会。韵升公司的企业使命是“立足新材料、新能源与机电一体化产业，致力于发展节能高效的绿色产品”，新材料一直是我们公司很重要的业务领域。韵升公司也是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有近千名的工程师队伍，获得过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荣誉。我这个董事长更是标准的工程师出身，甚至被媒体称为“爱泡实验室的董事长”。所以，很愿意借今天这个机会，既以一个工程师团队的带头人、也以一个老工程师的身份，与大家交流一下如何成就卓越工程师。

　　“卓越”这个词，是我们企业界常用的一个词。有两本著名的企业管理畅销书，一本是汤姆·彼得斯的《追求卓越》，另一本是吉姆·柯林斯的《从优秀到卓越》，都是在论述企业如何才能成就卓越。特别是后一本书，清晰地划分了“优秀”和“卓越”，也就是A和A+之间的区别，因此更有参考价值。该书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做“优秀是卓越的大敌”，很值得我们深思。

　　绝大多数公司最终都没能成为卓越的公司，全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优秀的公司。同样的，绝大多数工程师最终都没能成为卓越的工程师，或许也因为他们都是优秀的工程师。我觉得，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你在工作中有创新意识，能够不断地发现新的方法、创造新的工具、开发新的产品，总之，就是我们常说的，好的工程师要能不断产生好的idea。

　　但是，当我们这样去讲idea的时候，讲的都是为技术服务的idea，是工具层面的idea；要想成为一个卓越的工程师，还需要有更好的idea。这是另外一种idea，是理念层面或者说价值层面的idea。很多优秀的工程师，最终未能成为卓越的工程师，或许就因为他们固执于过去的那种idea之中，总是在技术层面、工具层面打圈圈、动脑筋；却不知道首先要在idea上有一个质的超越，也就是要从工具层面进入价值层面，从技术层面进入理念层面。

　　所以，我今天演讲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要成为卓越工程师，首先要有价值层面的idea。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是第一个凭靠一种理念建国的国家，这个理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享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这也是为何数世纪以来，无数先人和移民者不顾一切艰险，排除万难，来到美国的原因。这也是为何美国的学子们，不是只会死记硬背公式，方程，而是喜欢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你觉得那个主意怎么样？你想怎样改变世界？你长大时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理念”这个地方，奥巴马用的单词正是idea。

　　今年是全世界最长寿或许也是最伟大的IT公司IBM成立100周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专门做了一篇社论，去探讨当今世界上还有哪些IT企业在未来可能像IBM一样长寿？最终的结论是，苹果、亚马逊和Facebook应该能生存100年，而戴尔、思科和微软的前景不容乐观。原因就在于苹果、亚马逊等公司像IBM一样，首先是专注于某个理念。而戴尔、微软、思科这些公司依靠的只是产品而不是理念，因此难以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换的大海上平稳航行。关于“理念”，文章中用的单词同样是“idea”。

　　在《经济学人》杂志的这篇社论中，提出“判断一个技术型企业能否长寿的标准就是，它应该专注于某一个理念，而不是某一种技术”。在韵升公司的网站上，同样放着我最爱讲的一句话，“经营企业，沉淀的不仅是产品，更是思想和文化”。我们这里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对一个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不是产品或技术，而是理念或文化，这是真正的idea。换句话说，正因为这样的idea比技术、比产品、乃至比经营更为重要，所以，它自然不能是过去那种单纯为技术创新、产品开发乃至生产经营服务的idea，而是应该去指引它们的idea。

　　这句话看上去简单，其实含义隽永。因为它决定了企业的根本发展路线，决定了企业能否最终成为卓越的企业。在韵升公司，我曾经与某位“管理大师”发生过一次争论。这位大师在我公司的演讲中提出“企业文化应服从于战略”，对此，本人实在不能苟同。为此，我专门在企业内刊上发文指出，大师或许只是注意到了“工具层面”的“文化”，却忽略了还有一种更高层面的也就是“价值层面”的“文化”。

　　毋庸讳言，确实有很多企业的“企业文化”只在“工具层面”着力。它们提出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创新”、“进取”及“以人为本”等，确实是服务于“战略”、也服从于“战略”的。因为，它们仅属于执行战略的工具型价值观这一层面。

　　然而，韵升的企业文化强调的是将“价值层面”和“工具层面”结合起来的价值观。我们同样关心“如何把某一件事做好”，但是，我们却首先在思考“某件事值不值得做”：我们是先有“核心价值观”，再依靠它去确定企业发展战略乃至企业经营思路。在我们韵升，战略首先是为文化所决定、并为文化所服务的。

　　我们认为，这正是韵升和很多企业的根本区别所在。韵升公司提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是“做一个受社会尊重的人、建一家受社会尊重的企业”，在这样的企业文化指引下，我们实行的是“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也就是在战略制定中，强调要把对“社会和环境的考虑”与传统“商业考虑”做更加紧密的结合。很多企业的战略却仅仅从利润层面出发，追求的是单纯经济层面的数量增长，把自己和环境、社会、供应商、员工等等利益相关者一一对立起来，并因此陷入“零和游戏”的痛苦博弈之中。我们不难理解，当企业文化沦落为企业经营的工具后，这些企业也就彻底变成一台台冷漠无情的赚钱机器。所以，对一个企业来说，应该是先有文化、再谈经营；对一个工程师、对一个人、乃至对一个社会来说，同样应该是先有“价值理性”，再谈“工具理性”。

　　我这里谈到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这两个概念源自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价值理性强调的是“目的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工具理性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新教伦理强调勤俭和刻苦等职业道德，通过世俗工作的成功来荣耀上帝，以获得上帝的救赎。这一点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工具理性获得了充足的发展。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动力开始丧失，物质和金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

　　“工具理性”的本质就在于“手段淹没了目的”！注重“工具理性”的人是不注重目的的，或者说，他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简单的目的，那就是物质或者说金钱。但是，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目的，都是这样的价值观，我们就无法把这个人和那个人、这个企业和那个企业、这个社会和那个社会区别开来。

　　对“人”来说，如果大家都只是在“工具”层面着力、丧失了对理想、对信仰、对价值的追求，这样的“普世无差异”导致的可能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人世间以后将没有高贵与卑贱之分、没有聪明与愚蠢之分、没有优美与丑恶之分、没有深刻与肤浅之分、没有高雅与庸俗之分”。所以，施特劳斯在《古今自由主义》一文中提出：“真正的自由人今天最紧迫的责任莫过于要全力对抗那种堕落的自由主义，这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教，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一个追求卓越的工程师同样需要反对这样“堕落的自由主义”，也就是只追求工具理性的自由主义。

　　对“企业”来说，无论是产品档次、营销手段、客户服务、技术实力、生产水平，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也基本上是“普世无差异”，相互之间最多也就是10分、20分的差距，这样的差距更是随时可能被缩短、被拉平。正如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所言，“企业是以其价值观为成长边界”。只有“价值观”才可以把一个企业和另一个企业真正区别开来，并因此有了“遭人唾弃”与“受人尊重”之分、有了“急功近利”与“持续发展”之分，或者说有了“生意人”与“企业家”之分。

　　对“社会”来说，前面提到，奥巴马同样认为，是“价值观”把美国社会和其他社会区别开来。中国社会过去同样是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观”的。大哲学家罗素在1922年写作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就说到，“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他视为文明实体”。不得不承认，构成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现在是衰落了甚至不存在了，其根源正在于大家注重工具理性而丢掉了价值理性。这就是韦伯所说的，“从强调实质理性以求实现最高价值，到强调工具理性即注重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现世中意识形态的整体衰落是社会内部时代变换的必然结果”。重建中国社会的关键同样在于重新找回我们的价值理性，重新找到我们的共同价值。

　　人生总是充满选择，而所谓“选择”都是基于价值观在选择。IBM的成功正在于他们一直基于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在进行着选择。IBM的创始人小沃森在1962年讲过这样一段话：“我坚信，任何企业，为了生存并取得成功，必须有一套健全的信念，并将其作为它所有政策和行动的前提。接下来，我认为企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忠实遵守这些信念。最后，我相信，如果一个企业想要成功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和随之而来的挑战，它就必须时刻准备着，在它的整个生命中改变自己的一切，除了这些信念之外。”无论是对于一个企业，还是一个人、一个社会，我想这段话都是适用的！

（未完待续）